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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从印染织绣到纸上再到墙上

时间:2020-7-29 20:28:11  来源:陈履生美术馆


7月28日,“生命礼赞的乐天派――平坡苗族绘画”展在贵阳孔学堂开幕,陈履生先生在开幕上致辞。

  少数民族艺术有着特殊的地缘文化,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的艺术。贵州的苗族是在深山之中的一个特别的族群,这里既有地缘文化中的一些共性,又有区域中的特点,这就是与山关联、与水相依;这里有世代积淀的生活方式,有那些相依为命的生产资料,还有甘于贫穷的固守和向往幸福的追求。千百年来,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山水和自然,却在默认中以自己的能力来适应自然,并用艺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妆点自己的幸福。因此,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就焕发着这里的生活气息,而艺术的形式也在时代的变迁中表现出了随遇而安、随遇而变的特色,在变与不变之中,厮守着那份生活的情感与审美的意义。绘画和与之关联的造型艺术与这里的其他艺术形式一起构筑了时代的欢歌。

  苗族人的审美观是从装饰自己开始而表现出美学上的意义,这和中国艺术的源头有相似之处。装饰自己既有对美的追求,又有精神的寄托,还有信仰的皈依。在历史的演变中,生活在这里的苗族人,慢慢的把美的追求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当他们背着竹篓下地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从种到收,还要承担家务,日复一日。可是,当他们一有闲就会操持自己的手艺,印染织绣等等。人们很难把那些农田中的农妇和艺术家联系起来,也难以想象那双不同于一般艺术家的干农活的手,做出了那么精致的实用和装饰艺术品。可以说,这是土生土长的苗族艺术家群在艺术层面上的最为显著的不同他人之处。他们既没有受过专业的艺术教育,也不和人谈论与艺术相关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懂艺术的原理,但是,他们懂得美,通晓美的表现。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独特性可以从那些印染、织绣、服饰、剪纸、绘画等艺术形式上反映出来。这种基于个体化装饰的艺术表现,最终会穿戴在身上,行走四方,任由人们的点评。他们为自己的手艺而自豪。

兰兴芝《割油菜》50x50cm

  苗族艺术有一些基于苗族文化传统的常规的题材,也有其表现形式上的传统,这就是人们能够一目了然的苗族特色。其中不乏与生活关联的内容,这是基层的、世代相传的年节和风俗,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贵州平坡地区是苗族艺术比较集中而又具有特色的地区之一。这里从蜡染开始就有传统的与“杀鱼节”关联的内容,是来源于生活的汲取。每年的三月初九是苗族人的“杀鱼节”,这是远古先民渔猎和农耕的结合,是一年中的重要节日,既有捕鱼收获的喜悦,又有祈求雨水的憧憬,欢乐是其核心。在这一题材的表现中,那些土生土长的苗族画家们抓住了过程中的一些典型的细节,并从构图和造型的各个方面表现这种节日的欢愉。其个体化的表现与公众事件的关联,尽管有着因人而异的方式方法,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以符号化的装饰来表现人和鱼的关系。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新石器时代半坡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以及半坡文化中对于鱼的独特的表现,这是相隔6千多年的传续,这种装饰像活化石那样见证了文化的一脉相传。今天的苗族画家依然把鱼画在眼睛上,或者说是用鱼来装饰人的眼睛,那么,“鱼眼”所构成的视觉表达则表现了渔猎社会中人们对鱼的一种欲望,以及对美满生活的期望。这种造型的艺匠是希望通过人鱼合一的方式,以表现鱼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鱼在今天的社会中已经不是那么重要,苗族人的生活对鱼也不再像过去那么依赖,可是,鱼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所连接的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兰开翠《牛背上的歌声》50x51cm

兰廷英 《杀鱼节》 108 X78 cm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平坡地区的苗族艺术中开始出现了具有独立欣赏意义的绘画,同时它也成了一种展览的艺术。绘画的独立出现不仅为苗族艺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品种,而且推动了苗族艺术在色彩表现方面的发展,激发了苗族画家在色彩表现方面的能力,使得苗族艺术的整体阵营变得更为丰富。以女性为主的苗族画家群体,说明了这是源于与女性关联的印染织绣的手艺。她们不断表现身边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耕种到收获,从扬谷到纺织,从室内到室外,从喜庆的家宴到风俗人情,其丰富的苗族生活在不同的画面表现中,都是一幅幅时代的风俗画。而关于“杀鱼节”更是以多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画面表现了苗族人最为熟悉的内容,在河的两岸所呈现的各种安排,往往是出于一般的想象之外,不管是叉,还是捞,人物与鱼以及其它方面的组合也都打破了现实的常规,表现出了这一特别的画家群体在表现上的想象力,而他们的优长又正是那些专业画家所欠缺的。艺术表现上的不拘一格,不拘成法,在这些没有“格”“法”所束缚的画家笔下,真正是随心所欲。而她们所坚守的“格”“法”,正是在自圆其说中表现出了苗族艺术的天性。

  在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的遭遇中,苗族画家积极面对现实以及生活中的变化,以过往的对于时事的关注,转向这一对于眼前现实的表现中。她们的画上出现了各种戴口罩的形象,尽管画面中还有像往日一样的生产、生活,但是,抗疫的具体却在主题表现中呈现出了苗族画家的个性特色。摄取新的题材和符号而使绘画有了创新性发展,口罩、针筒、药箱、红十字等等,包括新的结构方式,不仅反映了苗族画家在新时代的家国情怀,还反映了这种创新性发展的绘画改变了过往传统绘画内容的一成不变,使当代中国民族、民间绘画的新传统在21世纪的新时代显现了新的生机。

平坡苗族绘画中的抗役题材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在扶贫的各个历史阶段,包括苗寨在内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路越修越好,道越来越整洁,关键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环境受到了重视,这是在另一个领域中的扶贫成果。尽管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公共环境营造中的同质化的问题,消减了地方特色,也影响到了田园风光。然而,在平坡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通过在主要道路两侧和公共文体场所画壁画的方式,以公共艺术来改善人居环境,使新农村的“新”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强化了民族地区的文化内涵。苗族画家面对公共空间中的墙壁,走出了个体化的审美表达,以面向公共空间的一种新的转换方式,拓展了表现现实生活的新的艺术空间,同时也表现出了在艺术上的新的追求,为新时代的苗寨增光添彩。平坡苗寨出现的许多装饰公共空间的壁画,是继从布上转移到纸上之后,又转移到墙上的变化,这之中既有在艺术表现空间上的与过去纸上的不同,又有与时代关联的很多新的内容。在走向公共空间的表现中,苗族画家以更宽阔的视野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同时,还传承了传统的渔猎社会表现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这种创造性的转换是超越艺术表现空间的拓展。其中表现干部下乡扶贫以及驻村干部这些新的现实题材,成为他们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表现。这种创造性的转换是基于公共空间的拓展而开展的,其连续性的画面像新时代的叙事史诗那样,用一种具有连环图画那样的结构方式处理了叙事中的不同的时空关系,同时,非常好的选取了这一关系中的典型的场景、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件,从干部开车送猪仔下乡,村民热情欢迎,养猪致富脱贫,一直到在养猪过程中出现的闪失,痛哭失去了猪仔,然后,扶贫干部去安抚,送给他们新的猪仔,都是扶贫生活中的典型的内容。当然,在众多的壁画中,更多的还是表现他们所熟悉的生产生活。不同于纸本的是像横卷那样的平直铺开的画面,更加便于叙事的表达。因此,在可叙述性的画面结构中,生产生活的多方面集中到了一起,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不同时空关系的表现,更加立体的表现了生活的现实。

平坡苗寨墙画

平坡苗寨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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